9%，兩個不一樣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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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均爲6.9%。兩個6.9%都產生於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執行都處在合理區間內,但兩個數據分別形成於“十二五”收官之年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發展條件和執行態勢有所異同。前者是經濟持續下行過程中市場預期較爲悲觀條件下形成的,更多反映出經濟週期性回落、調速不失勢;後者是經濟企穩回升過程中市場信心增強條件下形成的,更多體現爲經濟恢復性反彈、量增質更優。總的來看,增速相同但形似神離,對應的經濟結構和質量效益均存在差異,增長內涵不完全一樣,當前這個6.9%的含金量更高。

二三產業結構不一樣

實體經濟加快向中高端邁進,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工業經濟、服務經濟佔GDP的比重和對增長的貢獻有所差異。前一個6.9%,產能過剩引發工業庫存積壓較重,工業生產萎縮,增加值增長僅6.0%,創近20年新低。服務業增長8.3%,明顯快於GDP增速。工業和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分別爲34.3%和50.5%,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爲35.0%和53.7%。後一個6.9%,雖然去產能加快推動企業補庫存,生產趨於活躍,工業增速回升,但現代物流、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拓展,健康養老等幸福產業和新興服務競相迸發,壓低了工業經濟的比重和貢獻,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提高到54.1%,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60%。服務經濟引領發展趨勢更加明顯,已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三大需求貢獻不一樣

擴大有效需求成效積極,需求結構不斷改善優化,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前一個6.9%,外需不振導致出口疲軟,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爲負,消費發揮“穩定器”功能,投資穩增長的關鍵作用突出,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爲41.6%。後一個6.9%,外需內需聯動,世界經濟形勢總體趨好,出口連續下降局面得到扭轉;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到個數,但補短板帶動基礎設施投資發力,轉型升級提振製造業投資,有效投資呈穩步擴張態勢;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消費規模穩定擴張,個性化產品的消費需求增長迅猛,消費主引擎作用更加突顯,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3.4%。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共同發力,三大需求趨向均衡,內需驅動經濟發展特徵更加明顯。

區域經濟差距不一樣

地區經濟分化中優化與惡化並存,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協調性不同。前一個6.9%,經濟普遍下行中地區加劇分化,資源類、重化型產業密集省份經濟出現大幅下滑,東北地區投資降幅超過雙位數,與增速最高的中部地區相差26.9個百分點;省份間GDP增速最多相差達8個百分點。後一個6.9%,經濟在分化中改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差距縮小,困難地區經濟惡化局面得到遏制,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已實現轉降爲升,投資降幅大幅收窄。四大板塊經濟聯動性互動性增強,區域經濟發展更趨協調。

新舊動能力度不一樣

動能轉換的關鍵期,新舊動能在經濟中規模、比重和釋放的能量有所變化。前一個6.9%,大衆創業、萬衆創新處於起步階段,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還比較零散,新動能規模較小、比重較低,難以抵補傳統動能下降的缺口。後一個6.9%,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過剩行業加快市場出清,傳統產業加速改造提升,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持續升溫,新增市場主體方興未艾,“四新”經濟蓬勃發展,工業機器人和電子商務、在線醫療、共享單車等“互聯網+”新動能加快集聚擴散,規模比重明顯提高。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步伐加快,各顯其能、共同發力推動經濟增長。

企業經濟效益不一樣

市場預期和供求關係變化,企業生產經營擴張信心、意願和盈利能力差異較大。前一個6.9%,市場需求持續低迷,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效益持續下滑,利潤負增長,生產越多虧損越大導致企業擴張動力和能力均不足。後一個6.9%,工業走出結構性通縮陰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等先行指標持續向好,市場需求回暖,規模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提高到多年難得一見的6%以上,利潤增速高達20%以上。企業普遍感覺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發展信心和動力增強,抓住新的發展機遇成爲主流認識。

政策支撐條件不一樣

世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變化,我國政策主基調未變,但方向進行了微調。前一個6.9%,不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我國也連續多次降息降準,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加碼,遏制經濟持續下行。後一個6.9%,全球五大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均發出貨幣政策緊縮信號,美聯儲已連續加息4次,歐洲、日本等零利率、負利率時代也將宣告結束。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在優化支出結構的同時,更加註重減稅降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爲穩健中性,廣義貨幣供給(M2)9.4%的增速重新載入歷史新低。資金緊平衡狀態下,宏觀動力和微觀活力不減,市場主體正在追求更高質量和效益的增長。

綜上所述,兩個6.9%不是經濟冷熱程度的不一樣,而是兩者面臨的宏觀動力、微觀活力、市場預期和供求關係不一致。雖然後者更多表明經濟週期在變化、結構在優化、質量效益在改善,但經濟執行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困難和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如果說在前一個6.9%形成過程中更多發揮的是政策逆週期調節作用,遏制經濟下行勢頭,促進經濟平穩執行。那麼在後一個6.9%的基礎上,就應順勢而爲,因勢利導,更多地化解結構性矛盾,鞏固經濟“穩”的格局,夯實“進”的基礎,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附表兩個6.9%下對應的部分經濟指標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