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多少孩子也不在，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聶母

聶樹斌案蒙塵含冤21年終得沉冤昭雪，從去年12月份歷經21年塵封的錯案，終於能夠被洗刷冤屈，聶樹斌的父母也終於能夠鬆了一口氣。爲了讓兒子能夠清清白白的離去，聶樹斌的父母折騰了大半輩子，終於爲其翻案，那麼，聶樹斌案賠償多少錢?聶樹斌案申請國賠中有1200萬精神賠償高不高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今天小編就來爲大家梳理梳理此次案件。

聶樹斌

聶樹斌案案件全回顧

在中國，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小說家、導演或者編劇能構思出如此戲劇感的故事，但它的的確確正在上演。

故事從中國北方一塊最普通的玉米地開始，所有人的命運註定與它有關。19年前的那個夏天，一場發生在石家莊西郊這塊玉米地的命案，徹底改變了幾個家庭的命運，被污辱者，被懷疑者，被傷害者，被利用者……在真相的迷霧裏，弱者相互攻訐，同情與寬恕陌路。

沒有真相就沒有寬恕，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無數人加入了追問真相的隊伍裏。19年之後，當我們重返現場，那曾經鬱蔥的玉米地早已不復存在。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強調的，要努力讓人民羣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相信對於聶樹斌、王書金這一典型案件，最終會得到法律施以的公平和正義。

玉米地命案

玉米地命案

直到許多年以後，段月珍仍然無法弄清自家玉米地裏發生的命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1994年盛夏， 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新華路西段，路南一片五六十畝的農地裏，一人多高的玉米長勢正旺。

玉米地西邊是方臺村，東邊是孔寨村。靠近玉米地正中的位置，一條3米寬的土路橫貫南北。依據水源灌溉的東西走向，玉米也由東往西種植，每壟寬約半米，壟與壟之間有一條40公分的壟溝。

時近八月，玉米都已繡了穗，秸稈粗壯，連片成長的玉米地很像一片綠色的森林，有風吹過，會發出森林一樣的嘩嘩聲。

段月珍家的口糧田就在這片玉米地裏，地不大，只有一畝。自從上世紀80年代村裏統一分配口糧田，那塊地就歸她家打理。

那時，段月珍的愛人在石家莊市裏開車，下地種田的活計就落在她的肩上。小麥玉米輪番種植。每年初秋收穫時，棒子能掰上千八百斤。一家人日子雖然不算富裕，卻過得平靜踏實。

然而，這份踏實終將被一起兇殺案打破，而案發現場恰是段家的這片玉米地。

“段家地裏死了人”

1994年8月11日早上8點多鐘，太陽還沒升到頭頂，石家莊市液壓件廠的100多名男職工便被要求出門“尋一個人”。

要找的人是工廠技術科的女描圖員康玲玲，幾天前，36歲的康突然失蹤了。

液壓件廠在玉米地西側，只一牆之隔。出門後，工人們按公安機關指定的區域，在土路兩側的一條條壟溝間仔細搜尋。儘管全廠男職工幾乎傾巢而出，但找了近3個小時仍然未果。

電焊工焦瑞生一直在土路西邊的田間搜尋，3個小時裏，他從北頭找到南頭，仍無所獲。正當他沿工廠的邊牆向北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大喊：快，找到了。

聽到喊聲，焦瑞生趕緊爬下邊牆，朝着聲音方向跑過去。當時正值盛夏，酷暑難耐，前一個週末又接連下了三天大雨。等焦瑞生跑過玉米地和橫貫南北的土路時，在路東十幾米遠的東西向壟溝裏，看到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

眼前的一幕，讓焦瑞生終身難忘。

銑車工李國平當時也在玉米地的搜尋大軍之中，正走在玉米地東側，比焦瑞生離事發地近得多。一聽說人找到了，他快步走向現場。還沒到跟前，離着四五米遠，一股異味迎面襲來。11年後，李國平還記得，不遠處有一隻紅色的鞋子。此外，遺體東北側三四米遠的地方，有一輛自行車。

焦瑞生說，當時近距離觀察現場的一共四五個人。由於場面過於不堪，他們很快走出玉米地，回到南北土路上。

段家地裏死了人的消息，很快在村裏不脛而走。膽小的段月珍與鄰居結伴，想去現場看看。即便如此，她還是沒敢走近細看，隔老遠瞟了幾眼就迅速跑開了。

聶樹斌

“洗完澡人就不見了”

段月珍遠遠望見的遺體，正是失蹤多日的康玲玲。身邊人對她的最後記憶，是1994年8月5日，一個星期五的下午。

康的丈夫侯軍回憶，8月5日當天，二人在家吃過午飯後，差5分1點，康便騎着自行車離開。通常，康下班後，5點半到6點之間便會到家。然而這一次，她再也沒有回來。

康的同事餘秀琴最後一次見到她，是當天下午4點半。餘秀琴描述，康當時身穿藍底帶圖案的連衣裙、紅色塑料涼鞋，推着自行車來到廠門口，二人一起去給車胎打氣。然後，康就“騎車出了車間”。

離開車間，康並未直接回家，而是到廠裏的澡堂洗澡，洗到一半時，碰到了同事王麗平。由於水溫不穩，王麗平洗了10分鐘，便在5點20分離開。平日習練武術的康對此卻毫不介意，還說“我願意洗涼水澡”並留在浴室。

此後，似乎再沒人見過康玲玲。

當晚，侯軍做好晚飯等待妻子回家，直到7點仍不見人。由於單位離家太遠，康玲玲夫婦與液壓件廠的許多職工一樣，在工廠附近的孔寨村租住了一間平房。侯軍以爲她在單位加班，便去廠裏尋找，卻得到康已經回家的說法。侯軍又想起岳父前兩天還專程跑來商量買房事宜，以爲妻子大概爲此回了井陘礦區的孃家，便作罷。

然而，直到三天之後，8月8日(週一)晚間，康玲玲依然沒有回家，一種不祥的預感涌上侯軍的心頭，這讓他半夜難眠。

第二天清早，侯軍起來去廠裏找人，還沒出門，迎面碰到匆匆而來的餘秀琴。餘秀琴與康不僅是同事，還是井陘老鄉，平時常在一起練拳練劍，私交甚密。1994年，各地還在實行大小禮拜休假制度，事發的一週是小禮拜，只休週日一天。發現康玲玲週六、週一兩天沒來上班，餘秀琴便向井陘的工友打聽，聽說康並沒有回礦區的孃家，便到康家裏來找。

“玲玲呢?”“不是在你們廠裏嗎?”“沒有啊。”侯軍一聽，着了急。

侯軍帶着餘秀琴先後來到石家莊市區的各家親戚處尋找，都未找到。以防萬一，他還專門跑回井陘，妻子果然不在。聽說女兒沒了蹤影，康父急忙隨女婿從井陘趕到孔寨，並一起到當地的留營派出所報案。據後來的媒體公開報道，派出所對康父的答覆是：你們先登報吧，登了段時間沒消息再立案。康父不死心，從派出所出來又找到石家莊市公安局郊區分局，他焦急地告訴民警，女兒可能丟了。然而，分局的答覆也一樣：先登報吧，我們不立案。

數年後，康父告訴聶樹斌案的申訴代理律師李樹亭，當時自己還去石家莊市委找過領導。因爲大門不讓進，康父與門衛發生口角並被打。市委保衛部的工作人員一個電話打到康父所在的井陘礦區，要求單位過來領人。礦區卻說：人退休了，不歸我們管。

8月10日，立案不成的康家在工廠保衛科的幫助下繼續撒網式尋找。侯軍透過親友四處打聽消息，康父則和廠裏的部分職工在女兒上下班那段不足一公里的路上反覆找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