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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戰犯筆供:逼父親強姦女兒用中國人腦配藥

日戰犯筆供:逼父親強姦女兒,用中國人腦配藥,手段殘忍之極,這一系列惡劣行爲引發很多網友不滿,隨後筆供父親強姦女兒記錄曝光。日戰犯筆供:逼父親強姦女兒,用中國人腦配藥,竟然逼男子強姦自己的女兒,簡直喪心瘋狂,日本人的手段太殘忍了。

日戰犯筆供:逼父親強姦女兒用中國人腦配藥 全

這是當時一名戰犯池田豐的親筆供詞。在侵華期間,他明知兩名中國人是父女關係,還逼迫父親去強姦女兒。這樣的罪行,已經是反人類了,18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會議室內,中華書局文化遺產分社副主編許旭虹開啟了《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中的一冊,指着其中一頁對中新網記者說。她的聲音微微顫抖,幾乎說不下去。

日戰犯筆供:逼父親強姦女兒用中國人腦配藥 全 第2張

據悉,《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分一、二兩輯,全書120冊,共收錄戰犯842人的筆供,涉及筆供檔案近63000頁,絕大部分檔案屬首次公佈。這些筆供,也記錄了日軍侵華期間犯下的種種罪行——用許旭虹的話來說,是“令人髮指”。

《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的成書、出版,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前後歷時約三年時間。許旭虹說,在2014年12月,他們接到了編輯出版《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的任務,“包括我在內,我們項目組一共有四位責任編輯,兩位策劃編輯,很快投入工作中”。

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過程

在此之前,中央檔案館已經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許旭虹介紹,作者方中央檔案館已經做了非常詳盡的編輯整理工作,先讓書有一個基本體例,“然後我們跟作者方就體例進行反覆討論,優化並最終確定體例,再進行編輯、加工、校對,最後成書”。

“收到稿件,需將紙樣與電子原稿覈對。對稿件進行編輯加工,將待商討的問題與作者方中央檔案館溝通。雙方都有專人負責稿件的交接事務。每一步都要謹慎、有序地處理,必須保證書稿的高質量出版。”該書另一位責任編輯劉楠回憶道。

 

本書責編李曉燕透露,一開始大家覺得是影印稿,中文提要和英文提要也都不過幾百字,難度不會太大,但接觸後才發現想得太簡單,“我們都要把問題彙總後反覆與中央檔案館覈實、確認。整個編輯過程應了一句老話‘事非經過不知難’”。

而說起工作感受,上述三位受訪責編不約而同提到一個詞:痛苦。這個“痛苦”,指的是日復一日看到那些日本侵華戰犯供詞時的感覺。許旭虹說,那簡直是精神煎熬,“看到那些戰犯親筆供述的罪行,內心非常壓抑,非常抗拒看這樣的文字”。

許旭虹說,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每一份筆供前先是中文提要,然後是英文提要,筆供包含中文譯文以及戰犯日文原文筆供。有個別戰犯不識字,筆供請人代筆,這種情況不光代筆人要簽名,該名戰犯也要簽名或摁指紋。就是這842篇筆供中,記錄了侵華日軍的滔天罪行。

比如,本書第二輯收錄了戰犯池田豐1954年7月21的筆供。他生於1919年,1940年參加侵華戰爭,1945年被俘。令許旭虹印象深刻的,是該名戰犯供述他曾在明知兩個中國人是父女的情況下,迫使父親強姦女兒,故意羞辱中國人。

日本侵華戰犯

殺人、放火、搶劫……日本侵華戰犯可謂無惡不作。李曉燕向記者展示了《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一篇戰犯供詞的中文提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大野泰治的戰犯的供詞:居然將所殺的中國人人頭燒焦,還用腦漿配藥服用”。

在這篇中文提要中,記者看到部分內容大致如下: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筆供。重要罪行有:1935年8月,從以橫道河子爲中心的附近地區逮捕來許多中國人民,其中約20名禁拘於橫道河子警察署,“……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濃厚的理由,由石田斬殺了,將頭燒焦,說用腦漿配藥送來哈爾濱,我吃掉了其中的一個”。

“書裏第95冊有一篇戰犯北島吉人的筆供:1933年6月左右,將當地有抗日武裝部隊活動的情報‘用電話告知劉家河子守備隊’。翌日,該守備隊進攻,‘帶回中國人頭1個,掛在劉家河站前吊燈臺上曝首示衆,1周後拿下’,送給站長(日本人),‘該人用洋油桶煮之,提取骨骸,放於牀間裝飾’。”劉楠說,該戰犯同時供出了其侵略者同夥所犯的罪行,這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行徑的記述,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所犯滔天罪行不容撼動的鐵證。

虐殺中國小孩、奴役中國人……除了上述事例,《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記錄的侵華日本戰犯在中國所犯的罪行還有很多。許旭虹說,在編輯過程中,每當看到這些筆供都非常難受,“如果有機會,每個人都應該看看這套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看看我們的同胞當年經歷了怎樣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