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與＂萌新＂的雙重奏
馮天瑜
明清是兩千年宗法君主集權社會的晚期，是外儒內法、儒釋道三教共弘文化形態爛熟並孕育新變的時代。秦以下，有過漢晉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農耕文明-君主集權政治大格局內部的調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清纔是中國歷史上繼周秦之際以後的第二個大轉折，這一轉折的國內表徵是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啓蒙文化出現，國際條件是西方工業化的東來。然“萌芽”幼弱、“啓蒙”聲希，故更確切地說，明清處在第二轉折的前夜及初期，自秦漢確立的宗法皇權政制及其基礎——地主、自耕農自然經濟達於極峯，而揚棄這種社會制度的經濟、文化要素已然潛滋暗長，西力東進的國際形勢則成催逼之態，從中世紀走向近代的大變革迫近。
明末清初顧炎武稱自己所處時代呈現“已居於不得不變之勢”（《軍制論》），以此總論明、清五百年也庶幾恰當。以上概述明、清所處的歷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現“集古”-“萌新”的雙重屬性。
明、清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總彙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規模展開，類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辭書《康熙字典》，叢書《四庫全書》均爲中國乃至世界相關典籍之最。
訂正、考釋古典的考據學始於明末，清中葉更爲學術主流，代表學者有以惠棟爲首的“吳派”（沈彤、江聲、餘蕭客、江藩、王鳴盛等）；以戴震爲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瑤田、金榜、孔廣森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還有“揚州學派”（任大椿、焦循、汪中、阮元等）。乾嘉考據學對古代典籍作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作全面總結，使得數千年來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專門之學得到發掘、彰顯和條理化。其研究對象重在古籍、古事，治學精神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理性態度、實證方法，與近代科學並無二致，對中國乃至日本的近現代學術影響甚巨。
明、清集傳統科學技藝之大成，藥物學鉅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農學總成且汲納西學的徐光啓《農政全書》，手工業技藝百科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地學傑構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造園絕世經典計成的《園冶》，沿襲兩百餘年的雷氏建築術（僅國家圖書館就珍藏“樣式雷”兩萬多張建築圖樣）等等，均達到前工業時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觀之，也頗有發明、發現方面的啓示。
明中葉崛起的陽明心學在明末走向空疏，經世實學開始架設通向近代新學的橋樑
自晉、唐以降，佛教與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響力愈益增強，儒學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礎上，展開近乎晚周孟子“闢楊墨”的“闢佛老”努力，一種思辨化的、以倫理爲核心的新儒學——理學在宋代興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的精神武器。中經元代，至明，朝廷推尊理學，將程朱論證的“綱常”、“天理”規定爲倫理、政治指針，《四書》朱注成了科舉考試範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學，因爲官方強力推行而趨於僵化，衍爲一種御用的“制度化儒學”，禮教漸趨嚴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與亞里士多德學說在歐洲中世紀教條化的情形頗相類似。而明中葉崛起的陽明心學，強調個體心性修爲，倡導“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蘊在。由陽明學衍生的泰州學派反映市民階層突破禮教樊籠的訴求。
與心學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會實際的經世實學也有發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種“經世文編”的修纂顯示此學的昌盛），架設通向近代新學的橋樑。
極端的專制皇權激發明清之際非君論涌動，批評皇權專制的思潮達到古代最高水平（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唐甄《潛書》爲代表作），明清之際，黃、顧、王、唐代表的早期啓蒙思潮別開生面，但在皇權高壓下，此種思潮只能暗流潛行（“待訪錄”、“潛書”兩書名傳神地表達了此種狀態），且在清中葉沉寂百餘年，嘉道間的龔自珍、魏源重振其說，成爲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導。
伴隨城市經濟發展，市民文學蓬勃興起
俗謂：中古至近古文學主潮經歷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幾個階段。小說確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學樣式。明清小說從魏晉志怪志人-唐代傳奇-宋元話本一路走來，漸成洋洋大觀。傳奇、話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進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齋志異》皆短篇集成），更涌現長篇鉅製，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英雄小說《水滸傳》，神魔小說《西遊記》，世情小說《金瓶梅》、《紅樓夢》成爲古典文學新的楷範。
明清出現將小說、戲曲提升到與詩文並列地位的議論，甚至認爲其教化功能可與經書相匹配。明人李贄稱《水滸傳》和《西廂記》“皆古今至文”（《焚書》卷三《童心說》），公安三袁服膺其說；清人金聖嘆稱：“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水滸傳序三》）
小說、戲曲繁榮，文學走出象牙塔，活躍於市井勾欄，爲雅士俗衆共賞。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以明清爲最。
“西學東漸”、“東學西漸”雙向互動
明末清初，西歐耶穌會士東來，與徐光啓、李之藻、王徵等中國士人協同譯介西方文化成就（《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輿萬國全圖》《遠西奇器圖說》等），又向西方譯介中國經典及社情，成爲十七八世紀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於清廷和羅馬教廷兩方面的原因，這種東西文化互動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後中斷百餘年。清末以降，伴隨西力東侵，丁韙良、傅蘭雅等歐美新教傳教士來華，在宗教殖民的同時傳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中國士人有輔譯之功。嚴復等啓蒙思想家參加會通中西之學，使“西學東漸”在更高層面和更廣範圍得以展開，進化論、民約論、民權論、自治論及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激起波瀾，學堂、報紙、圖書館等新近代文化設施雨後春筍般涌現，新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得以專科發展，知識分子取代士大夫成爲文化人主體。王國維把“西洋之思想”比擬爲“第二之佛教”，並預期對中國學術文化作出創造性貢獻的，必是中西之學的“會通”、“化合”者（《論近年之學術界》）。新學取代舊學似成一不可逆轉之勢，然被統稱“舊學”的傳統文化自有其深巨潛力，在近現代文化進程中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中西文化激盪（既有衝突又相融匯）構成晚清的重要景觀，戊戌變法前後展開的中西古今的體用之辯（此辯一直延伸到今天），從形而上層面透露中西會通的廣度與深度。
筆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研習中國文化史，而明、清文化爲探討重點之一。今蒙上海人民出版社盛意，選擇其中二十二篇，集成《近古變局：五百年明清文化蠡測》，選文多寫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有數篇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其中某些觀點與用語後來有所演化，然此集基本保持原態，以呈現一個時段的認識，正所謂“飛鴻踏雪泥”。
（作者爲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