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老林裏的＂釘子戶＂

新華網貴陽５月２４日電（記者高潔 李放）記者兩點鐘進村的時候，納翁村上傍組村頭第一家何天龍一家正在吃午飯，見到記者熱情地招呼進去坐。等記者４點半採訪完其他村民走出村子的時候，這家依然在吃飯，這次，何天龍拎着一桶苞谷酒就出來了。

記者進門一看，兩小碗辣椒和豆子，五碗苞谷酒擺在桌上，何天龍的幾位親人朋友喝得滿臉堆笑。村主任韋川告訴記者，這就是布依族過週末的特色方式，有些人家，農活不忙的時候，一大早就開始喝了。

納翁村隸屬於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魯容鄉，何天龍所在的上傍組自然條件惡劣，被列入易地扶貧搬遷的計劃。前一夜的大雨把一戶人家砌的臺子沖垮了，汽車開不進去，韋川帶着記者走了４０多分鐘的泥濘山路。快到村裏的時候，記者在路邊見到一位身穿布依族服飾的老人家在極爲陡峭的土坡上種苞谷，撒着化肥，一個不穩，老人家差點摔下去，看得人嚇了一跳。

記者問他們易地扶貧搬遷願不願意搬到縣裏去。何天龍的愛人立馬回答，不願意。她說她不會說普通話，住到縣裏去怕是出門連個廁所都找不到，買菜都不會買。

“要是全村人都搬走了，你們還不搬？”記者問。

“不搬，一個月給我一千塊錢都不搬，我連錢都不知道怎麼從卡里取出來。”何天龍的愛人說。

何天龍的愛人說的倒是心裏話。符合異地搬遷條件的村子，大多都在深山老林裏，長期與世隔絕，很多人最遠就是走到村裏的集市。特別是一些布依族、苗族聚居的村寨，村民們普遍都不會說普通話，不識字不識數。

山下的生活，當然比深山老林裏好。只有挪出窮窩才能斬斷窮根，這個道理窮了幾輩子的山裏人並不是不知道。可是故土難離、習俗難改，如何融入完全陌生的城市環境？一時間，顧慮與擔憂超越了對新生活的好奇和渴望。

“像這樣的人家工作是最難做的。”魯容鄉紀委書記吳建雄告訴記者。吳建雄出生在農村，讀完大學後開始在鄉鎮工作，今年是他工作的第六個年頭，但是他卻感覺工作壓力一年比一年大。

易地扶貧搬遷講究的是自願，爲了不捨下任何一戶困難羣衆，打消他們的種種疑慮和顧慮，吳建雄他們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組織觀房團，政府聯繫一輛車拉着村民代表去安置點看房子，或者讓已經搬過去順利脫貧的羣衆去做說客等。最慢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輪流來村裏做工作，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把政策解釋清楚，讓羣衆心裏慢慢有底氣。

“有時候也憋屈，很多羣衆對於國家的扶貧政策還是不太理解，比如我們有專項扶貧資金，這是用來授之以漁的，但是一些困難羣衆以爲這就是國家給他們的‘魚’，應該把錢直接給他們自由支配。”吳建雄說。

對着記者，扶貧幹部們將心裏的煩惱和盤托出。“很多時候，我們着急，我們拼命在做工作，但是更多時候都是羣衆抄起手來等着看，在觀望。”吳建雄說。

“像這個村子，我們來了很多次了，現在很多人的態度從‘堅決不搬’變爲‘大家都搬我就搬吧’。”納翁村駐村幹部蘇刊說。

蘇刊說，即便態度有所轉變也不能掉以輕心，不到搬家的那一天，村民的思想動態不穩定，時刻可能反悔。

“工作只能是做細纔有效果，對於不願搬遷的村民，我們只能採取車輪戰術，一次又一次的來。”吳建雄說。

“搬出去之後政府並不是就不管了，至少會給每戶人家找一份工作，小孩子上學也都有安排，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將政策解釋清楚，解釋透。”韋川說。

正值下午，納翁村上傍組裏靜悄悄，除了記者跟村幹部聊天的聲音，只有牛羊的叫聲最響亮，幾乎看不到年輕人的身影。少數幾個在家的青壯年，都多少有點殘疾，因爲找不到打工機會纔在家務農。

“我們這幾年也引進一些項目，種植百香果、紅心火龍果等經濟作物，政府補貼利息讓銀行貸款支援村民創業，希望有些在外打工的年輕人能夠回來，雖然回家來做工可能比在外賺得少一點。但是能顧家，照顧老人孩子，還是有很多人回來的。”吳建雄說。

“很多時候，還是要指望年輕人去做家裏老人的工作。不過記者同志，我們這個地方雖然老一輩窮、沒文化，但是大家都重視下一代的教育，這就證明羣衆心裏都有脫貧致富的渴望，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這種渴望更多的激發出來。”韋川說。

韋川告訴記者，布依族婦女基本有繡花的手藝，她們這些用於日常生活的本事其實也具備商業價值，有政府的幫扶，在城裏站穩腳跟，沒有想象得那麼難。

而徹底拔掉致貧病根，確保精準扶貧成效何嘗不需要這些基層幹部們的“繡花功夫”？“釘子戶”們的思想顧慮，還需要他們一趟趟的跑來談心才能消解。